解读新加坡新移民的家庭生活经
【新加坡新侨咨询】
新加坡近年来成为许多中国成功商业人士首选的移民目的地之一，也有不少中国朋友成功移民新加坡，并与儿女一起生活在新加坡。这些中国新移民家庭在新加坡究竟过得好不好？是否能够很好地融入新加坡的生活？下面就让我们来分享一下在新加坡的中国移民的生活现状。
陪着孩子成长，也是父母的一次成长
江先生(52岁)和王女士(51岁)夫妇在1994年获政府奖学金，从江苏来到新加坡国立大学，带着1988年在中国出生的大女儿。
来到新加坡后，发现身边的新移民夫妇朋友基本都生了第二胎，他们也在1998年生下小女儿。
两个女儿相差10岁，王女士说女儿们性格迥然不同，因此对她们所采取的教育方针也完全不同。
江先生说：“大女儿完全是按照精英教育的理念养育成人。”搞科研出身的江建平，拥有博士学位，像很多中国严父一般，认为女儿在学业成绩上必须是拔尖的，不然就会失去很多机会，因此大女儿无论什么年级，每次考试成绩绝不能掉下前三名。
大女儿严格执行并达到父亲的要求，理科方面表现出色，直到大学入学选科，一向听话的她第一次对父母提出要求：“我文和理都可以，选什么都行，但我觉得我若选读文科会很快乐，并且选科关乎我未来工作前途和人生志向，所以爸爸妈妈请让我自己选吧。”
因大女儿这番话，夫妇俩才觉察到大女儿这么久以来在“高压政策”之下，没有完全发挥出自己的天性，自此反省而顺从了大女儿的意愿。她如愿读了大众传媒，毕业后本想做翻译，却因在假期背包旅行中尝试过支教，对春风化雨的教师职业产生兴趣，正在成为教师的道路上前行。
有前车之鉴，在小女儿的教育方式上，这对父母就开明多了。江先生坦言太太做了不少思想工作，自己才能扭转思维，从对大女儿自上而下的授命方式，变成了和小女儿平等沟通的模式。
“小女儿活泼外向，小时候就开始做化学实验，擅长理科，”王女士说，“但我们学会尊重她的意愿，给她选择的权利。”
小女儿在南洋女中读中一时，写过一篇文章《我的母亲》，文中写说妈妈“给予自由却不‘放羊’，允许我犯错也教我勇于承担后果，什么都可以和妈妈讲，妈妈什么都允许我去尝试。”
王女士说：“想开了，不求女儿们要多优秀、多精英，这毕竟是她们自己的人生啊，我们做父母的就不必多干涉了。比比看小时候在中国，我们父母那一辈的教育理念，就越发现人性化教育才是最好的。”
对孩子的品格养成上，王女士却没放手，“这是不能假手于人的，不能把孩子的品德教育丢给女佣。华人的厚道、谦和、孝顺、温暖和人情味，父母得一点一滴言传身教。”
女儿们尚小时，王女士便辞去职业成为家庭主妇，相夫教子至今，以义工为业。她除了在学校担任义工，还参与世界宣明会的扶助困难儿童计划。曾担任跨国企业的区域研发和技术总监的江先生，近年也慢下步调，进入理工学院担任高级科学家。夫妇俩说，因为两个女儿，生命变得更完整、丰富，陪着孩子成长，也是父母的一次成长。
为孩子和家庭奋斗
生为中国“80后”的陈先生(34岁)和胥小姐(30岁)夫妇，围着去年底才出生的女儿团团转，却已在“筹备”明年怀孕生第二胎。两人在新加坡超过10年，结婚3年。
陈先生说，生第一个孩子的想法源于对中国传统家庭观念的尊重，要完成对父辈的交代；要生第二个孩子则是有感独生子女在成长的过程中太寂寞，有两个小孩，他们可以在以后的人生中互相扶持为伴。
年纪轻轻的两人，发现有了小孩之后，相比“二人世界”，家庭的定义和意义到了另一高度，孩子让他们变成更完整也更相爱的一家人。
时下生孩子养孩子越来越“贵”，胥小姐对这种说法持保留态度。她说：“保守的观念是有多少钱就过什么样的日子，可积极的想法是：这样更能够激发工作干劲，为了给小孩和家庭提供更高质量的生活去奋斗，这种努力和付出很值得。”
比较新中两国育儿的开销，夫妻两说，在中国生孩子开销便宜，她家乡绵阳这样的三线城市，剖腹产收费5000元人民币(约1000新元)，而在新加坡，则花了1.2万新元，幸而从产检到生产都有公司的补助。
产品方面，中国育婴品选择很广，价位差别也很大，若选用品质较好的产品，价位对于中国普通收入阶层来说是偏高的。在新加坡，因进口产品种类繁多，中国和欧美产品都有广大的选择空间，可做出更物美价廉的消费选择。“我感觉在新加坡购置宝宝用品，付出工资的一小部分，就可享用到比较高品质的产品。”
对不满周岁的小婴儿谈人生规划尚早，这对新手父母打定主意，“要让女儿成为她想要成为的人，而不是成为我们想让她成为的人。”
“但原则性的东西不能放弃，比如中文，希望孩子有足够能力来体会和运用博大精深的中文。”陈先生说。
“是啊，我也希望孩子对中国的定义不仅仅是爸爸妈妈出生的国家而已，”胥小姐说：“中国是一种‘根’，所以我会尽可能让她接触中国，比如回中国住上一段日子。”
“偶尔听到一些耳语，说政府只给一笔花红，但养儿是一辈子的事情，这笔花红好像不够。不过，生养是为人父母的责任，总不能全依赖政府吧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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