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加坡 话说肆意破坏公共财物罪

新加坡的法制备受国际机构褒扬，认为是一个值得借鉴的模式，事实是否确实如此？要认识新加坡法制的实质性，可以从破坏公共财物罪的立法个案，看看其立法过程中的玄机，进而看看何为依法执法？何为以法凌人？

近日，一位新加坡年轻女艺人因为在马路涂鸦与人行道上贴纸，遭警方以破坏公物罪逮捕提控。

根据报道；‘在新加坡，破坏公物一般被认定为较为严重的罪行，在本地面临的最高刑罚为坐牢三年外加罚款2000新币，如果情节严重触犯了刑事程序法典，则可能遭受鞭刑的处罚。而一般恶作剧罪的刑罚最长为一年或者罚款，或者两项惩罚兼施；但造成公共财物500元新币以上损失的恶作剧行为，最高刑罚则为坐牢两年外加罚款。…早在1993年，一名美国青年因在新加坡涂鸦而被捕，并被法院处以坐牢、罚款和鞭刑的惩罚。’

新加坡除了以坐牢、罚款和强制性鞭刑的惩罚来维持市容之外，也使用在公众场所当众羞辱的劳改方式，去惩罚随地乱抛垃圾的国民。

虽然强制性鞭刑遭到许多非议，但是，新加坡没有涂鸦破坏市容的事实，却是很受赞扬。那么，破坏公共财物法令到底是什么一回事？其中有什么内里乾坤？这可以先从李光耀为何要修正原有的法令，与如何修正法令的这两点去了解。

Authoritarian Rule of Law （Jothie Rajah， 2013）第3章的评述，解答了这些疑问，对破坏公共财物法令的历史背景，与其中的来龙去脉做出了分析。

破坏公共财物的立法，表面上来看是针对反社会行为，其实不然，Rajah从1966年的国会辩论记录中，了解到立法的真正目的，原来是要打击反对党的政治活动。

事缘，1960年代的政党政治斗争中，李光耀的最大政治对手是社阵，虽然1963年的冷藏行动让李光耀一举逮捕了反对党的核心领导，但是，由于基层组织依然还能够活动，社阵始终还是李光耀的心腹大患。

基于李光耀政权垄断了近乎所有的政治空间，包括确保没有印刷商胆敢承印反对党的刊物，社阵剩余的唯有选择是在公共场所涂写政治口号，和粘贴标语来传达政治信息。

当年，破坏公共财物是轻微犯罪法令下的一项栏目，犯罪刑罚是罚款50元，以及/或者，一个星期的监禁。对人民行动党政府而言，这一种惩罚过于轻微，阻遏不了反对党对政府的政治攻击。

此外，1966年，新加坡成为在越南打仗的美国军人的休闲中心，这一种新时局，强化了社阵的反殖民与反帝国主义的政治意识形象，也陡然增加了李光耀的焦虑感。

就是在这一种政治环境的背景下，政府修正了破坏公共财物法令，意图彻底杜绝反对党通过涂写标语传达反战和反美的政治信息。

新法令提高罚款数百倍至2000元，最高监禁刑期更大幅度增长为3年，并且加人不具有担保在外候审的条款以实行立即囚禁，最重要的是，规定强制性的鞭刑，最少是三鞭，最多为八鞭。

Rajah认为这些变革违背了两项基本法律原则，因为惩罚力度和所犯的罪行不成比例，以及，使用残暴的鞭刑去对付涂鸦有违适当性。

也就是说，惩罚力度远远超过了涂鸦与粘贴标语对公共财物的破坏程度。实际上，涂鸦与粘贴标语对产业的破坏是相当的轻微，因为涂写外墙对产业没有结构性的伤害，只要通过清洗或者粉刷就可以恢复原状。

另外，强制性鞭刑更是意味着，司法丧失了可以根据案情性质与轻重做出适当处罚的原有权力。从此之后，即便是没有政治性质的涂鸦，也一律要施予鞭刑，其轻重只在于鞭数的多少。

破坏公共财物法令确实是一个严刑厉法的典范。新加坡就有一个个案，一名年仅15岁的被定罪少年，除了面对3个月的囚禁之外，还得接受3鞭的强制性鞭刑。

Rajah认为政府利用破坏公共财物法令，去严惩涂写政治口号和粘贴标语的反对党支持者的这一种行径，在在违反了政府必需依据基本法律信念去执法的，依法执法原则。

依法执法的概念，要求政府本身必需受到法律的规范，也就是说，政府不能凌驾在基本法律原则之上。这是因为唯有在这一种约束条件之下，国人的基本权力才不会被政府侵蚀。

因此，当政府利用立法权力去设定法令，以满足执政党本身的政治目的和利益，那么，国家的立法机制在实质上已经变质，也就是说，原本的依法执法，已经沦为以法凌人。在此，以法凌人是指，政府设定法令，假公济私，通过合法的制度手段去执行潜在的政治目的，以清算其他的政治竞争者。

由此可见，要确实的了解新加坡的司法制度，不能单靠官方版本的说辞，还得实实在在的看看立法背后，是否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潜在政治目的。以此类推，在不了解真相之前，贸贸然的推荐他人借鉴新加坡模式，那是不明智和不负责任的轻率行为。